狒吠

      文学有阶级性吗？怎样的文学才是好文学？文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写作是否需要“纪律”？在文学阶级性这一大论题的背后拉扯出多个分论点，从这一部分开始，真正成为鲁梁二人的激烈交锋。指名道姓的批判，前后共13篇文章让辩论充斥着火药味。也由于整个辩论的发展，让阶段划分开始变的困难——一篇文章，往往并不仅仅争辩一个观点。这一部分，也正因为鲁迅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将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文学阶级性问题和翻译问题扯到了一起。

     关于“硬译”问题，按时间顺序来说，本应在文学阶级性的论争之后，但鉴于两人完全自说自话（个人倾向于认为鲁迅并没有直接回应梁关于批评其翻译为“硬译”的观点），因此只在文章开头大略一提：梁所指硬译，及现今学者翻译学术著作也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保存原文的“神韵”，或曰自己语文功底不好，把西文的语序词汇直接照搬为中文，让读者一头雾水而无所得。当然，鲁迅先生绝不能认为是语文功底不好了，“我们人人知道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的文笔是何等的简练流利，没有人能说鲁迅先生的文笔不济，但是他的翻译却离‘死译’不远了。”梁认为，甚至曲译甚至也比硬译为好，“译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令人看得懂”，对此鲁迅的回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并批评梁等英美学者不致力引进翻译理论著作，只知道批判别人的翻译，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

      其实个人以为，鲁迅此番话也正违背了自己“厨子不能因为客人说菜不好吃，一解围裙说你来做”的观点。诚然学习西文回来的学者如果能直接将原著译为中文甚好，但学术文学海洋浩大，个人有自己的取向，鲁迅等热衷的无产阶级理论大概并不深得人心，也就不能怪人家的不译了。

      还是用鲁迅的“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来引入这轮辩论的焦点——文学阶级性的问题吧。

      呃，还是再发几句牢骚。在写这个鲁梁论战的系列时，总是不自主的倾向于梁实秋的观点，并不仅仅是因为赞同之故，而实因鲁迅先生乃一批评家而非思想家，李君言A好，鲁迅批之，苏君言B好，鲁迅批之，王君言C好，鲁迅又批之，然鲁迅却从不言出个D来。终究是批评天下，无一建树。给我造成的困难是，在提炼论战的时候，总要反复琢磨鲁迅嬉笑怒骂背后的深蕴，然往往又无所得。每每想支持鲁迅，却不知该支持什么。梁实秋则用类似于学术论文的形式细致分析论述，行文清晰，观点一目了然，论证充足合理，大概是本不持其观点，读完后也支持于他了。

      牢骚完，回正题。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辨》拉开次轮论战之序幕，文中先讲述了何为文学批评以及前人对于文学批评的态度，之后开始细述自己的见解，大致层次如此——

      “考希腊文‘批评’一字，原是‘判断’之意，并不涵有攻击破坏的意思。判断有两层步骤，——判与断。判者乃分辨选择的工夫，断者乃等级价值之确定。其判断的标准乃固定的普遍的，其判断之动机，乃为研讨真理而不计功利。吹毛求疵故非批评家之正务，但文学作品果属有疵，批评家未尝不可吹而求之。……文学批评既非艺术，更非科学。文学的创作力与文学的鉴别力是心灵上两种不同的活动。虽然最上乘的文学创作必涵有理性选择的成分，但徒有理性亦不能成为创作；虽然最上乘的文学批评对于作家必有深刻的鉴赏，但徒有鉴赏亦不能成为批评。……文学批评一定要有标准，其灵魂乃是品味，而非创作，其任务乃是判断，而非鉴赏，其方法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文学乃‘人性’之产物，而‘人性’又绝不能承受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支配。……常态的人性与常态的经验便是文学批评的最后的标准，……人性根本是不变的。

      “文学批评包括‘何者为美何者为丑’的问题，但文学批评不再追问‘美之所以为美丑之所以为丑’的问题。再例如：一个艺术学家要分析‘快乐’的内容，区别‘快乐’的种类，但在文学批评家看来最重要的问题乃是‘文学应该不应该以快乐为最终目的’。这‘应该’两个字，是艺术学所不过问，而是伦理学的中心问题。……物质的状态是波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是故文学批评不在说明某一时代某一国土的文学标准，而在于超出时代与地域之限制，建立一个普遍文学的标准，然后再说明某一时代某一国土的文学品味对于这个标准是符合抑是叛异。

      “文学批评是以批评家为单位，而不是以民众为单位……民众对文学的关系是鉴赏的，不是批评的。”

      鲁迅对此的回应一如既往的辛辣，在《文学和出汗》中开篇就言“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并巧妙的抓住一个逻辑的漏洞——“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

      “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

      空子钻的巧妙，推理也是难得的惊艳，不过结论是否正确就不予置评了。

      鲁迅的这篇“戏说批评”之后，梁实秋又正经八百的写了篇论文《文学的纪律》，文学需要纪律？如果如梁实秋前文所言，文学批评有一定的标准的话，文学创作本身自然也要遵循些许纪律了。

      文章开篇讲述了古典浪漫之争的缘起——“全部的浪漫运动是一个抗议，对新古典派的主张的一个抗议。这一个抗议是感情的，不是理性的，是破坏的不是建设的。换言之，浪漫运动即是推翻新古典的标准的运动。”

      然后略述了何为新古典派。“新古典派的标准，就是在文学里定下多少规律，创作家要遵着规律创作，批评家也遵着规律批评。……悲剧必分五幕，人物必合型类。”为了详细的说明这点，在此也转引关于罗马批评家Horace适当律的解释：“一切文学的作品，无论是描写人物或是建筑格局，各型类均各有其确定不移的形式完美的规律。守此规律的即为适当；否则失败。……理想的悲剧分为五幕，若分为四幕或六幕，便不适当了。理想的老年人，必缺乏热心，诸事延迟，易触怒，喜怨言，对年青一辈人常作严酷的批评：如其把老年人描写成为一个热心的，敏捷的，慈善的，这便是违反了‘适当律’。”

     其中荒谬，不言自明。荒唐至此梁实秋自然也不会支持，“这样的批评学说是很无谓的”，“文学的规律是应该推翻的，浪漫派的批评家不是无的放矢。”正所谓“伟大的天才，不知艺术规律为何物，但其所作，往往比恪守规律之小天才为美。”

      言至此，便又回到了论战开篇的对浪漫主义之批判上了。“浪漫主义者所推翻的不仅是新古典的规律，连标准，秩序，理性，截至的精神，都一齐打破了。浪漫运动的起因是不可免的，且是有价值的，但其结果是过度的，且是有害的。”并在论证后的出结论——“文学里可以不要规律，但是不能不要标准。从事文学事业的人，对于这个标准要发生一种相当的关系，那便是文学的纪律问题。”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延伸到类似于现在80后或美女作家之畅销书的问题上来，“伟大的文学者，必先不为群众的胃口所囿，超出时代的喧豗，然后才能产生冷静的审慎的严重的作品。”对于与文学艺术相关的态度问题，梁实秋掷地有声，“创作者要严重的创作，然后作品才有意义；批评者要严重的批评，然后批评才能中肯；欣赏者要严重的欣赏，然后欣赏才能切实。”

      到第三部分后，梁回归主旨，“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新古典派所订下的许多文学的规律，都是根据于节制的精神，但是那些规律乃是‘外在的权威’，而不是‘内在的制裁’。把‘外在的权威’打倒，然后文学才有自由；把‘内在的制裁’推翻，文学就要陷于混乱了。新古典派所主张的是要执行‘外在的权威’，以求型类之适当；古典派所提倡的是尊奉‘内在的制裁’，以求表现之合度。”

      对于容易引起误解的常态人性之论断，梁实秋以严密的逻辑做了合理的解释，“我所谓文学须要表现常态的人性，并不是说文学里绝对不可把变态的人物做题材。最变态的性格，我们可以用最常态的态度去处理。文学里很重要的是作者的态度。上面引的莎士比亚戏中的几个人物（注：Hamlet,Macbeth,Othello），假定都是变态性格的好例，其所以能发生文学价值者，不是因为里面引用了变态的性格，而正是因为作者施用了常态的处置，——使变态者永站在一个变态者的地位。”如其所言，古希腊戏剧中“母子媾婚，父被子弑”的情节等也正是由于常态的处理而流芳百世。

      为了更深入此观点，梁进一步以红楼梦黛玉言诗为证，“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幅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都不对，都使得的。……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不以词害意。”梁也赞同道，“所谓形式，是指‘意’的形式，不是指‘词’的形式。”

      此文末尾，再举出苏格拉底与学生的对话，末段如此写到，“心灵的合规则的秩序与活动便叫做‘纪律的’与‘纪律’，便是是人们守纪律守秩序的主因：——因此我们才能有节制和正义。”

      一篇文章，六部分下来，真正是详略得当，层次分明，论证充分，可以说是论文之代表作了。

      如果说前面几文更多的表述了其古典主义和中庸主义的思想，之后梁在《文学与革命》一文中，就更多的体现了他精英主义的考量了。“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此话放到今天中国，至少不是主流宣传的说法，至于对否，留给各位看官评判，我只说一点，若将文明或社会比作机器，天才就是设计者和工程师，群众大抵是那千千万万的零件螺丝，螺丝之一类不可或缺，但一个螺丝却可以替换，而且其存在位置，乃设计者所定。何为文明之创造，何为文明之参与，大概就是如此了。

      对于革命，梁认为：“革命的运动是在变态的政治生活下产生出来的；革命的目标是要恢复常态的生活。”何为常态生活？让能者居其位，弱者有其竹，便是常态社会了。

      言完革命，梁回到对文学价值的评判中来，“文学家并不表现什么时代的精神，而时代确是反映着文学家的精神。”初看似乎本末倒置，实则要说明文学家的感受更灵敏，表达也更准确，能够较大多数人为早的发现并指出社会的问题，即“变态”。“文学家不接受任谁的命令，除了他自己内心的命令；文学家没有任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内心对于真善美的要求使命。”“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种种的强调，无非都一再的说明其古典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思想体系。

      梁之严谨，就在于通常能察觉到自己言论可能的漏洞并会在后文加以弥补。在看了上述论调之后，很多人就会试图钻一个逻辑空子——有钱或有权势，地位高的人是那少数的能创作或鉴赏文学的人，为了避免这种歪曲，梁强调“贫贱阶级与富贵阶级都有少数的有文学品味的人，也都有一大半不能鉴赏文学的人……文学作品之产生，更与阶级概念无关。”换言之，梁既不承认有无产阶级之文学，亦不以资产阶级文学为然。

      终于，说到了文学阶级性，也正是之前数文的核心所在，如果说，文学是跨阶级的，也就容易得到文学是普遍的，超越地域与时代的这样的思路，并进一步认可跨越地域与时代而流芳的文学作品，必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而这特征，就是对于永恒的人性的探求。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还是梁实秋，开篇把卢梭再拿来鞭笞——“他以为文明是罪恶的根源，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对于资产制度而言，梁实秋认为，“人类的生活并不是到处都受经济的支配，资本家不一定就是幸福的，无产者也常常自有他的乐趣。”说到这里，有可以为梁实秋的思想加上一条——理想主义。

      因此，古典主义，中庸之道和少许的文人式的理想主义，贯穿了梁一生的思想架构，也成为其撰书立说的根本点，理解了这一点，之后二人辩论的分歧也就会豁然开朗起来。

      文学是超越阶级的，这点在前文的论证中已经是不言自明了，因此直接跳到鲁迅的驳斥——《爬和撞》。开篇如此：“从前梁实秋教授曾经说过：穷人总是要爬，往上爬，爬到富翁的地位。”（注：次非原话，梁原文是‘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鲁迅以为，爬的人多，爬上的人少，自然就要撞了（例如买彩票）。“撞不好，至多不过跌一下交，倒在地下。那有算得什么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旧可以爬。”这句话大概也就是那句俗语“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了。“爬得上的机会越少，愿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你们制造撞的机会，叫你们化些小本钱，而豫约着你们名利双收的神仙生活……爬了来撞，撞不着再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对社会的观察而言，鲁迅无疑更加犀利更加深刻，和梁实秋文人式的理想主义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正是由于他基于现实主义的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剖析，与其锋利的笔相得益彰创作出大量的优秀杂文和批判式小说，但也因此失掉了文人式的浪漫主义，并不具备严密的逻辑分析。

      十三篇文的后几篇，大多是两人针对个别言论的针锋相对，无甚重要思想性可言，照例略过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