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boon's life

      在国外时看到，人们对时事做出价值评判时，总是从两个獨立的方面来进行：一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纬线。回到国内，一条纬线就像是没有，连尊严这个字眼也感到陌生了。

      提到尊严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的英文词“ｄｉｇｎｉｔｙ”，然后才想到相应的中文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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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叟《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

　　看到《东方》杂志一期上王力雄先生的大作《渴望堕落》，觉得很有趣。我同意王先生的一些论点，但是在本质上，我站在王先生的对立面上，持反对王先生的态度。我喜欢王先生直言不讳的文风，只可惜那种严肃的笔调是我学不来的。

　　一、知识分子的罪名之一：亵读神圣

　　如王先生所言，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放弃了道德职守，摆脱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正在“痞”下去，具体的表现是言语粗俗，放弃理想，厚颜无耻，亵读神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语言的确应当斯...

      我的电脑还没连网，也想过要和Internet连上。据说，网上黄毒泛滥，还有些反动的东西在传播，这些说法把我吓住了。前些时候有人建议对网络加以限制，我很赞成。说实在的，哪能容许信息自由的传播。但假如我对这件事还有点了解，我要说：除了一剪子剪掉，没有什么限制的方法。那东西太快，太邪门了。现代社会信息爆炸，想要审查太困难，不如禁止方便。假如我作生意，或者搞科技，没有网络会有些困难。但我何必为商人、工程师们操心？在信息高速网上，海量的信息在流动。...

      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这个故事太过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 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

在那个大抵还能自由言说的时代，发生过若干大大小小的论战。除了广被宣传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还有科学与人生观、鲁迅与梁实秋等等，以及本文涉及的主角，京派与海派。

不同于如今京穗两地报业的互掐（单掐？已非论战，最多是既得利益者对权力的辩护和对谎言的粉饰），彼时的论战颇有趣味。一方面大家云集，总能轻松抓 出几十个足以青史留名的人物；另一方面也正因大家云集，基本上能较真诚的谈论问题本身。“真诚”二字，恰应了那句“物以稀为贵”。

京派与海派之争具体起源于谁或有争议，不过真正让论战火热起来的要算沈从文1934年1月10日发表于《大公报》的文章，《论“海派”》。沈先生说 “海派”这个词儿“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与“礼拜六派”不可分割，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产物。接下来诸如“投机取巧”、“见 风转舵”、“冒充风雅”、“浅薄可笑”、“栽害友人”、“偷掠他人作品”等罪状一顶顶戴在“海派”头上。

上海作家真如此不堪？沈从文是位平和淡泊的先生，自然不会居心叵测或逞一时意气。“海派”在当时文坛与其说是个地域概念，不如说是作风划分，蝇营狗 苟的作家到处都有，只是有许多都集中在上海罢了。所以沈先生在文章中也特意撇清，“矛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篡人（除吃官 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

沈先生自以为撇清了关系，但一石激起千层浪，京海之争大幕初开。热闹嘈杂以至于沈先生不得不于2月21日再刊文于《大公报》，曰《关于“海派”》以做解释……

本文节选自沈从文先生1933年10月18日发表于《大公报》的评论文章《文学者的态度》，后收录于文汇出版，马逢洋主编的《上海，记忆与想象》。一则文章较长，二则上下各部分而述之更贴合今日境况，特分为两篇转载（皆为节选），此为二。

另：文章非复制于网，为本人一字一句打出，其中若觉有别字，为民国文风也，非打错。

——博主

弄文学的同“名士风度”发生关系，当在魏晋之间，去时较远似乎还无...

本文节选自沈从文先生1933年10月18日发表于《大公报》的评论文章《文学者的态度》，后收录于文汇出版，马逢洋主编的《上海，记忆与想象》。一则文章较长，二则上下各部分而述之更贴合今日境况，特分为两篇转载（皆为节选），此为一。

另：文章非复制于网，为本人一字一句打出，其中若觉有别字，为民国文风也，非打错。

——博主

我家中的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

……

转自环球时报，存文备考

      今天看到连岳转载了梁文道关于西-藏的文章，之前在自曲已经看过，忍不住又读了一遍。连岳能把此文转载，真是功德一件，越来越多咒骂的声音，需要一个人来醍醐灌顶。

      只可惜，梁文道只有一个，ABC却有很多。

      然后兴致所至，开始猛读老罗的博客。

      说起老罗，最早当然是听到网上疯传的“老罗语录”，得知一个高中辍学的胖子自学成才成为新东方的GRE大腕，且此胖子甚多牢骚，句句断肠。而本人又正是英语盲，对这个没学历的家伙自然极为敬佩，不过说老实话，当时听的那些“语录”，犀利有余，不少私以为经不起推敲。

      所以，也没太把老罗当回事。

      后来开始混网络（也就半年的事吧），发现两个极佳的地方，“一五一十”和“牛博”。

      闾丘露薇作为凤凰的名记建了“一五一十”，虽然我对新闻不太感冒，但也久闻其名，况且凤凰做的节目不少都有相当的档次，品牌效应下也会对闾丘心生敬意，这就好像德国制造，质量保证一样。

      而牛博，竟然发现是一个叫罗永浩的家伙搞的——

      一篇拖了太久的文章，因为论战进展的令人心烦，总想早早结束了这个专题，却不知从何下笔。

      然今天心情出奇的差，刚才亲人看的春晚重播上站出来一个叫杨光的家伙上去讲了些话（这成为了导火索），然后是一些赞美，突然我竟有些失态了，节庆日子实在不该如此，而且是在其乐融融的饭桌。

      匆匆回屋，决定了结了这该死的论战。

      先尽点人事，显得有始有终——

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文学有阶级性吗？怎样的文学才是好文学？文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写作是否需要“纪律”？在文学阶级性这一大论题的背后拉扯出多个分论点，从这一部分开始，真正成为鲁梁二人的激烈交锋。指名道姓的批判，前后共13篇文章让辩论充斥着火药味。也由于整个辩论的发展，让阶段划分开始变的困难——一篇文章，往往并不仅仅争辩一个观点。这一部分，也正因为鲁迅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将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文学阶级性问题和翻译问题扯到了一起。

     关于“硬译”问题，按时间顺序来说，本应在文学阶级性的论争之后，但鉴于两人完全自说自话（个人倾向于认为鲁迅并没有直接回应梁关于批评其翻译为“硬译”的观点），因此只在文章开头大略一提：梁所指硬译，及现今学者翻译学术著作也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保存原文的“神韵”，或曰自己语文功底不好，把西文的语序词汇直接照搬为中文，让读者一头雾水而无所得。当然，鲁迅先生绝不能认为是语文功底不好了，“我们人人知道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的文笔是何等的简练流利，没有人能说鲁迅先生的文笔不济，但是他的翻译却离‘死译’不远了。”梁认为，甚至曲译甚至也比硬译为好，“译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令人看得懂”，对此鲁迅的回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并批评梁等英美学者不致力引进翻译理论著作，只知道批判别人的翻译，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

      其实个人以为，鲁迅此番话也正违背了自己“厨子不能因为客人说菜不好吃，一解围裙说你来做”的观点。诚然学习西文回来的学者如果能直接将原著译为中文甚好，但学术文学海洋浩大，个人有自己的取向，鲁迅等热衷的无产阶级理论大概并不深得人心，也就不能怪人家的不译了。

      还是用鲁迅的“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来引入这轮辩论的焦点——文学阶级性的问题吧。

      呃，还是再发几句牢骚。在写这个鲁梁论战的系列时，总是不自主的倾向于梁实秋的观点，并不仅仅是因为赞同之故，而实因鲁迅先生乃一批评家而非思想家，李君言A好，鲁迅批之，苏君言B好，鲁迅批之，王君言C好，鲁迅又批之，然鲁迅却从不言出个D来。终究是批评天下，无一建树。给我造成的困难是，在提炼论战的时候，总要反复琢磨鲁迅嬉笑怒骂背后的深蕴，然往往又无所得。每每想支持鲁迅，却不知该支持什么。梁实秋则用类似于学术论文的形式细致分析论述，行文清晰，观点一目了然，论证充足合理，大概是本不持其观点，读完后也支持于他了。

      牢骚完，回正题。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辨》拉开次轮论战之序幕，文中先讲述了何为文学批评以及前人对于文学批评的态度，之后开始细述自己的见解，大致层次如此——

      “考希腊文‘批评’一字，原是‘判断’之意，并不涵有攻击破坏的意思。判断有两层步骤，——判与断。判者乃分辨选择的工夫，断者乃等级价值之确定。其判断的标准乃固定的普遍的，其判断之动机，乃为研讨真理而不计功利。吹毛求疵故非批评家之正务，但文学作品果属有疵，批评家未尝不可吹而求之。……文学批评既非艺术，更非科学。文学的创作力与文学的鉴别力是心灵上两种不同的活动。虽然最上乘的文学创作必涵有理性选择的成分，但徒有理性亦不能成为创作；虽然最上乘的文学批评对于作家必有深刻的鉴赏，但徒有鉴赏亦不能成为批评。……

      这一轮论战从梁实秋的《卢梭论女子教育》开始。

      商务版《爱弥儿》中文译本序言里提到卢梭关于女子教育观点之偏颇，引来梁实秋的发难。在这里要先交代一个背景，梁在哈佛留学期间深受白璧德的影响，其人在研究卢梭上颇有建树，并且持批判观点，对于西方的浪漫主义也有诸多的批评。在鲁梁论战伊始，也正是梁对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批判拉开了大幕。所以，“卢骚是近世浪漫主义的最中心人物，要批评浪漫主义，谁能不批评卢骚？”（《读郁达夫先生的<卢骚传>》）

      在梁先生看来，“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惟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卢梭如何论女子教育？基本观点就是认为男女身心有别，应当分而教之。梁对此极为赞同，因为“天下就没有两个人是无差别的，什么样的人应该施以什么样的教育”。中国古语早就有云——因材施教，这可以说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但本来严谨的梁先生在议论时却言多而失了，他注重了选择不同方式的原因，却忘了其需要的结果。因材施教并不是什么样的人就教育成什么样的人，而是把不同的人都教育成更好的人（也并不是一样的人），发扬其优点，弥补其缺点。但梁先生颇为偏激的说，“我觉得‘人’字根本的该从字典里永远注销……聪明绝顶的人，我们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样叫做人……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观念，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人类的差别……”这段话成为全文最大的败笔。

      实在而言，梁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希望注重人之本性，教育也要发扬本性。因此热爱希腊“戴花冠，唱圣诗，合成舞蹈的合唱，而携带篮瓶献物等除外游行，见者惝恍”的女人，虽不宜上升到学术观点，但大概可以解读为一种审美取向。另外梁关于“所谓侮辱人格者，即是不承认一个人特有的人格”本也无错。只是他在强调每个人人格不同的时候，即在逻辑上已经否定了因性别划分的教育，既然每个人都不同，女子可以戴花冠，也可以披盔甲，何来性别决定的教育？

     鲁迅并未发觉梁的逻辑混乱……